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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屁拍得响亮，孙可望那边的容色也少有缓和。鞑子王爷，不过如斯，这样的念头渐渐的在孙可望的脑海中形成，但是对于李定国的忌惮却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反倒是更胜从前了。

    “那是以后的事情，驾前军经过了辰州一战，还需时间休整方能再战。但是在此之前，天下士民看到的都是李定国斩杀了一个鞑子王爷，甚至就算是日后孤再杀一个鞑子王爷，也绝没有他的这一次来得震撼人心。”

    提到这个李定国，孙可望便是挠头不已。当年张献忠身死，他、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大西四大王子联手杀了大西政权的左丞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之妻，确立了四将军联合主持大局的局面。

    张献忠还活着的时候，大西政权在四川，张献忠自是皇帝，而孙可望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柱国、太师、监军、节制文武，在张献忠北上与大顺军争夺川北期间，也曾为监国总领全局。

    奈何，确立了这样的局面后，虽说还是打着大西军的旗号不变，但是权柄一分为四，孙可望最多是地位稍高一些而已，却也不能凭着张献忠义子之首的身份接替张献忠的地位。

    恢复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孙可望最为渴求的。可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南下云南之初，兵权平分，孙可望由于还要主持行政事务反倒是兵力最少的。

    于是乎，先是在艾能奇战死后，孙可望靠着拉拢接手了艾能奇兵权的冯双礼，拥有了比其他两个兄弟更为雄厚的军事实力，随后在第二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中打压了李定国，从而确立了他在这支云南大西军中的领导地位。

    说起来，当年入滇，他们之间便有自立和拥明之争，他之所以在演武场升旗事件中要拿李定国开刀而非是刘文秀，除了李定国性子耿直，不似刘文秀那般能屈能伸，说白了就是比较好算计外，更重要的便是他们曾经因为分歧而产生嫌隙。

    但是，这样的领导地位是不能服众的，尤其是受到打压的李定国。孙可望想要大权独揽，正与谋求招安大西军抗清的云南按察副使分巡金沧道杨畏知一拍即合。

    “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

    杨畏知是如此劝说孙可望的，当即便说到了孙可望的心里面。只不过，孙可望并不知道，杨畏知当着他的面为其出谋划策，等见了李定国和刘文秀却又劝说二人提防孙可望，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说到底，杨畏知效忠的并非是孙可望，而是明廷。甚至当年杨畏知初出茅庐时就是靠着与流寇耍心眼出的名，挑拨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不和，也正是为了分其权柄，防止明廷被大西三王架空的良策。

    岂料等到定南、平南、靖南三藩南下，明廷在两广全线崩盘，没了手里的实力，再好的妙计也全无作用，最终永历朝廷还是被孙可望给架空了。

    凭着明廷的秦王封爵，孙可望确立了他在曾经的大西军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而另一方面凭借着大西军集团的雄厚实力，孙可望的秦王府架空了永历朝廷，甚至将永历帝以及整个朝廷都软禁在了小小的安龙千户所。

    如此一来，孙可望总算是得偿所愿，奈何他的权力并不稳固，无论是已经仅仅以抗清旗帜存在的永历帝，还是他的那两个兄弟，都对他的权柄存在着不小的威胁。而最让他忌讳的还是他的那两个兄弟与永历帝产生交集，因为那样的话，他如今两厢制衡的权利来源就会分崩离析，哪怕是再想回到从前也是痴人说梦了！

    永历六年的大反攻前，刘文秀和李定国都曾有过向永历帝问安的行为，这已经让孙可望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为此，刘文秀经保宁一败后，孙可望便趁势夺了兵权，如今已经不成威胁。皇帝还在安龙被看管着，借着处置陈邦傅的事情，御史李如月跳出来闹了一通，最后也被他剥了皮，便再无人敢瓜噪。

    相较之下，桂林大捷，李定国虽说是将俘虏的陈邦傅、陈曾禹、孔庭训等人皆送到了贵阳的秦王府，交给孙可望处置，但是也曾向永历帝上了一份报捷的文书，这份不满就更为加深。同样是桂林大捷过后，李定国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只有清廷赐给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册和人参数捆，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谗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赏将士示恩于下，有私下拉拢将士的嫌疑，对其产生不利的企图。

    可笑，桂林大捷，孔有德把王府里的金银珠宝连同他自己付之一炬，现在反倒是要李定国背起这个黑锅，到也算是他无意间为我大清做下的另一桩功绩。但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金银珠宝，孙李之间的矛盾产生多年，嫌隙也在不断扩大，其实也差不了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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